当局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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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时，河南当地驻军和河南省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灾情报告，使蒋介石对灾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6]。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均因身上寄託蔣中正的期望而到任，不願向中央按实情报灾，導致賑災時間過晚[6]。
当地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存在贪污腐败[6]。
國民政府為了限制全國上漲物價，制定限價政策，河南省政府壓低了糧價，導致糧商不願賣糧至河南，窮苦人有錢無糧買的局面[6]。
河南唯一的隴海線運輸能力有限，无法供1000多萬災民逃荒及运粮。[12]
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收到过河南军政官员有关灾情的报告，但蒋介石在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明：“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7]
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会后，国民政府宣称划拨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其中2亿元用于在灾区各处开设粥场应急，3亿元用于购买赈济粮。然而粥场开设起来，却远远不能供应数量庞大的难民。而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却被挪作他用，甚至有官员将其挪用贩运私货。[7]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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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中国整体处于高温少雨的环境。1941年发生了大范围干旱，1942年北方地区再次发生严重旱灾，河南旱灾最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受旱的县（市）达82个，占全省的80％。1942年河南境内仅有的９个雨量观测站年平均降水量为408.5毫米，是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少值，比常年值偏少45％，比1961年的最少值还少12％。此外，1942年河南夏季平均降水量为129.5毫米，低于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值。
1942年中原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当时有气温记录资料的安阳、开封两个站，平均气温分别为14.8℃和16.2℃，比往年同期偏高0.7℃和1.9℃。在小麦收获季节，又遭遇大范围严重干热风，旱情加剧造成小麦干枯，仅为一般收获的二成。
降雨少导致蝗虫大量繁殖，在严重地区，蝗虫过境遮天盖地、作物尽毁。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共有72个县、市有蝗虫为害的记载，进一步加重了灾荒。[13]
1936- 1945 年河南省主要农业作物产量表(单位：万斤)[11]
年份
小麦产量
指数
棉花产量
指数
大豆产量
指数
1936
1054140
100
24550
100
103040
100
1937
374440
35.5
15120
61.1
159080
154.4
1938
421860
40.0
2960
13.1
70830
68.7
1939
392040
37.2
4700
19.1
66550
64.7
1940
418000
39.6
7080
28.8
65760
63.8
1941
315990
30.0
5570
22.7
53240
51.7
1942
247080
23.4
3010
12.3
12560
12.2
1943
328050
31.1
3630
14.8
37290
36.2
1944
449380
42.6
3700
15.1
29530
28.6
1945
444970
42.2
6980
28.4
38380
37.2